与中国领跑奥运金牌榜，男篮上台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男足在小组赛中，比赛的过程和比赛的结果一样糟糕。

首战新西兰，在11打9的情况下，最后只能勉强追平；再战比利时，恶意犯规，输球又输人；三战巴西，以0：3惨败；在国人一片责骂声中结束了奥运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足球不可谓不重视，足球体制也实行了产业化，搞起了职业足球，但中国足球“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状况仍在令人失望地延续着。

与当年“只差一步到罗马”的时候比，现在国足在亚洲已经沦为不折不扣的二流球队，甚至连世界杯预选赛小组都难以出线了，世界排名也由50多位一跌再跌到90多位。

为什么中国就是玩不转“世界第一运动”？

事实上中国足球产业化后，它并没有给足球运动带来想象中的提高。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低水平的联赛，萧条的市场，泛滥的黑哨、假球，时而爆出的丑闻，惨淡经营的俱乐部。

让人痛感，俱乐部缺乏资金的投入，足球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违法犯罪缺乏有效的打击，俱乐部无力引进高水平的外教外援，难以调动球员刻苦训练的积极性，训练条件无法改善，联赛水平无法提高，难以吸引家长送娃娃踢球，后备力量日渐苍白萎缩。

凡此种种，怎能让中国足球从低水平的的恶性循环中脱身？球员在低水平的训练比赛中，“近亲繁殖”，互相消磨，天才变得平庸，灵光变得迟钝。如此土壤安能成长出参天巨木？！

到了体育总局该反思的时候了。眼下这种依附于足协，非驴非马的所谓商业足球体制，已经到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改不行的程度了。

为今之计，首先必须解决足球的引资问题，不能吸引民间资本的流入，足球商业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就必须破解足球投资高风险低收益的难题，毕竟谁也不会做赔本的买卖。那就首先必须在培育足球市场，净化市场环境，加强法制上下功夫，对扰乱足球市场的行为，必须狠狠打击，从严从重侦办，还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

但以眼下中国足球的窘状，国家还应在政策优惠、减免税费上做文章，吸引民间资本，否则又有谁愿意趟这滩浑水。

另一方面，也到了该反思一味强调用金钱调动球员的积极性的时候了。物质和精神的平衡才能前进。如果所有人都把短期的和个体的利益，置于长期的和整体的利益之上，足球的前路将更加艰难。

“比赛过程和比赛结果，你更看重哪一个？”奥运会开幕前，曾有媒体就此问题做过民调，结果是52%：48%，表示看重过程的人略多。

然而现实与理性，似乎相去甚远。

看看CCTV奥运报道、访谈的安排调度，多与夺金挂钩，看看媒体在突出位置放置的金牌榜，看看人们对金牌榜名次升降的关注、喜悦、焦虑，看看对比赛结果海量的预测和评论，看看金牌获得者的风光荣耀，看看失利者离去时的黯然甚至泪水，给人的感觉是，奥运更像是一场争夺金牌的大战。

这也难怪，竞技体育，比的就是输赢，赛的就是胜负，更何况一个国家体育的强弱，奥运金牌榜是举世公认的标准，看重结果，顺理成章，无可厚非。金牌得主作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人，在聚光灯下接受荣耀，也理所当然。

本届金牌榜，赛前国人就普遍认为中国有望赶超美国，夺得首位。毕竟，在人生地不熟的雅典，训练也没有象现在这样下功夫，中美的金牌数只差4枚，如今是在自己的国家比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中国能否荣登金牌榜首，也就成了本届奥运最大的看点。

在奥运历史上，主办国国民支持度，与西方国家一般只有五六成之数相比，中国超过九成，是最高的。中国金牌榜第一，也就自然变成强大的舆论和举国一致期待，甚至有演变成检验奥运成败得失的危险。

肩负着13亿人期望，摘金夺银，由此给运动员带来的压力，压力之下的焦虑，也许不是局外人所能感知的。

果然，杜丽赛后泪撒赛场，坦言“还没有适应在家门口比赛的压力。”射击队在赛场的休息室也关门放窗帘，官员拒绝采访。朱启南射落银牌，身旁的官员面色凝重，他自己也流下眼泪，对媒体表示“比赛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处于一种非常忧虑、焦虑的复杂心理。”

这真是有些讽刺意味，主场优势让位于主场压力。

也许，我们应该把金牌榜看得淡一些，名次的上升，虽然可以增加国威，但国威和国力毕竟不能划等号，英法德意日，金牌没有中国多，但世界上没有人把它们当弱国看待；一个国家能否得到世界的尊重，最终还是取决于他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人民生活的水准。

况且，以今日中国的国力论，也应该早度过了只能靠金牌扬国威的阶段。

也许，我们应该对比赛回归一颗平常心了。从欣赏人类“更高更快更强”的角度，观赏运动员的拼搏，也不必为金牌旁落而惶惶。

舆论平常心了，运动员的压力才有可能下降，轻装上阵，放开手脚一搏，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为国争光。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人生两大快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千百年来，没有什么价值说教、励志格言，比这些短语，更能让国人耳熟能详了；没有什么比做官、升官更能令国人向往了。

对人的评价，和西方的以钱为标准不同，国人是以官为标准。以官为尊，以权为贵，唯官阶高低、职位大小取人，唯长官意志是瞻，唯做官、保官、升官是图。此种价值取向，被今人揶揄为“官本位”。

当官就有权，官越大，权越大，有权就有一切。不仅能一呼百应，万人敬仰，而且能财源滚滚，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甚至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自隋文帝废除官员世袭和门阀举荐陋规，创立科举选官制度，到清末的1905年被废止，约1300年间，平民有了以考试为竞技场，“公开、公正、公平”竞选官员的机会，读书、考试、求取功名，成为摆脱贫贱，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正途。

跨越科举考试的障碍，“鱼跃龙门”，“金榜题名”，“独占鳌头”，成为读书人一生中最大的的梦想、追求和荣耀。

然而，这个曾一度令西欧羡慕、尊敬的科举制度，“选贤任能”的考试内容，却是千多年前的老古董四书五经。读书人读死书，死读书，偶尔翻翻四书五经之外的书籍，不但事后自己会懊悔浪费光阴，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震惊，如果有人竟对发明创造、自然科学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

这种人才评价选拔机制，窒息、泯灭、消磨了国民研究自然科学，创造发明，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的热情和智慧，使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极为缺乏由经验发明向可控实验发明的转变，极为缺乏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长期发展缓慢。

明末，“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棉布产量可以“衣被天下”，靠的是匠人经验发明的脚踏纺车和轧棉的搅车，缺的正是类似蒸汽机之类动力机械的配套改进，它的兴旺后继乏力，进展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不晚于西方，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展缓慢，这与后来西方的生产工具不断改进，资本积累不断增加，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循环，资本主义生产突飞猛进的情况相比，形成鲜明对照。

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官本位和科举难辞其咎。

从道德层面和人性看，西方的“一切向钱看”并不比中国的“一切向官看”，来的高尚。但西方是法制，钱和官是分离的；中国是人治，钱和官是结合的。西方人牟利的欲望，只有通过商业行为来解决，重视科学研究，创新技术，改进生产工具，以保持在竞争中的优势，顺理成章。

而对科学研究和创新发明的重视，由此引起的工业革命，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恰恰是19世纪西欧称霸世界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天西方七国引领世界新技术潮流，居于世界经济核心的基础。

500年来，中国由世界超级大国沦为“东亚病夫”，又复起，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其历史脉络清晰地显示出：一个能使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社会体制，才是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柱石；轻视它，不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要落后挨打。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经验。

中华五千年，过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的时代后，自秦汉至明清，只有改朝换代，没有社会制度的革命，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始终换汤不换药，实行宪政，约束官权，保护民权，25史从未有过。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上尊下卑，等级森严，界限分明，官员的绩效考核、前程荣辱，公帑的支报，全凭上级的判断；百姓徭赋的轻重，生计的好坏，冤屈的昭雪，纠葛的调解，全靠官府的公平。权就是法，法就是权。

在这种权力缺乏监督制衡的制度中，官员一旦握有实权，可以个人独断时，权钱交易的诱惑便不请自来。除了少数洁身自爱者，下级以财求权，取宠钻营；上级以权求财，招权纳贿，就成了官员难以遏制的冲动，官场无法改变的潜规则。

晚清时，上级下来办事，下级有“程仪”，要请吃请玩，送礼送钱；下级找上级办事，更要送钱送礼，送地方衙门的，称“使费”，送中央部院的，称“部费”。此外，例行的下级对上级的孝敬，还有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及夫人的生日）的“水礼”，以及给领导门房的“门敬”，给领导跟班的“跟敬”，上任前给领导的“别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论哪项，都得“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

即使象林则徐这样的好官，在任陕西巡抚时，单单该省督粮道每年孝敬他的固定红包，就是纹银5200两，这还不算其它例行的礼数。而当时一个正一品大员的年薪是纹银180两。

如此送钱送礼，当然不是自己掏腰包，都是出自下级孝敬和向下摊派。于是就大官吃小官，上级吃下级，县官没有下级，当然吃百姓，一直吃到百姓活不下去造反。王亚南先生曾辛辣地说，一部24史，实是一部贪污史。

那些最有权和最善于得到权力宠信的人，自然成了最大的被巴结奉承的对象，自然财源滚滚而来。

明宪宗时，宦官汪直专权，官场耳语，“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群臣争相攀附，王家有金银60余库。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朝廷大政由他一手办理，民间揶揄，“北京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满朝文武竞相奉承，刘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万两，白银500万锭又158.36万两。而当时一个正二品官员年薪是纹银152两。而清乾隆时，和珅得宠，位高权重，卖官鬻爵，营私舞弊，敛财达白银8亿两，相当于当时清廷10年的岁入。

和珅和刘瑾都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做过的一个千年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

对贪污腐败，历朝历代不是不管，管的还很严，朱元璋曾设“剥皮亭”严处贪官污吏，只是官员们前腐后继，接连不断，以致朱元璋感叹官员，“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具系奸贪”。饱读四书五经，科班出身，一身清白，雄心勃勃的新官，却大多无法挣脱由清官堕落为贪官、半贪官的窠臼，是对权力导致腐败的诠释。贪污与专制，如影随形。

民主与专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民主政治承认人的正当私欲，设计出种种规矩，限制权利的谋私，让天下人能够看到社会财富蛋糕的分割，而不是权力的暗箱操作，让营私舞弊者能够迅速见诸媒体，辩于议会，诉于法院，毁于民意，捍卫个人和公众正当获得的财富不被权力侵吞。

当人人能够充分伸张自己的正当私欲，不正当的私欲也就被遏制了，这就是民主制贪的优点。所以唯有政治民主化，才是减少贪污的最好的办法，否则只是扬汤止沸而已。

与50年前相比，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完美社会模式的时代。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实行了资本主义，或者实行了市场经济；而19世纪世界的主人——西欧，结成联盟，以止住下滑的势头；即使是世界老大美国，也从单极世界的峰顶滑了下来。

人类自脱离蒙昧以来的五千年间，社会模式总是随着世界上的技术进步——诸如社会大分工、铁器、蒸汽机、电动机、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而更新。能得风气之先的国家，或善于革故鼎新的民族，便能国强民富，独步天下，称雄一时。然而以农立国的古国，这种社会转型，却充满了荆棘、愤怒和痛苦。

中华五千年，地理封闭，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农立国，自给自足，只有改朝换代，没有政治革命，既创造出伟大灿烂的文明，也累积了封闭保守，重农抑商，妄自尊大。明清以来，皇权沉迷传统，不思进取，闭关自守，进入思想僵化、拒绝改革的恶性循环。以致完全放弃海外事业，甚至听任华侨被周期性的屠杀。

但是到了18世纪末，西欧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全球大扩张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华文明得以长期存续的重要基础、阻碍资本向中国自由流动的主要壁垒：地理阻隔和中国的强大，均已不复存在。

然而中国对世界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一无所知，而且不屑一顾。1793年，乾隆在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诏书中，自信满满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口拒绝了英国有关改善和扩大贸易的要求。其实那要求的实质——“平等贸易，协议关税”，与200年后WTO对中国的的要求，并无二致。使中国失去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和平接轨的最后一次机会。

鸦片战争显示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暴力冲撞时的软弱无力，也暴露了官员夜郎自大、井底之蛙的愚昧。前线副指挥官杨芳面对英舰几乎炮炮皆准的轰击，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竹排之上，以破英夷的妖法。即使是林则徐，也坚信：“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

战争的结局让道光痛心疾首。“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但他从未想过，中国如此不堪一击，与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关系。发愤图强运动还是在20年之后，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被焚毁之后的事。

没有人反对发愤图强，但即使是洋务派的首领张之洞，依然认为“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

这种只要果实，不要土壤的顽固保守，为更大的失败埋下了种子。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后，光绪皇帝才意识到体制改革才是强国的关键，可惜他有名无实。慈禧在救中国、还是保皇权的两难中，选择了后者，也堵上了二千年封建王朝体制得以残喘的最后一道裂缝。

一个封闭保守，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体制，写下的这一部由世界超级大国沦为东亚病夫的历史，再次证明，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开放的社会体制。

过去100年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了过去5000年的总和。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个社会一成不变，是个被咀咒的行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代名词，与时俱进，体制创新，是避免沉沦的唯一选择。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年少时就知道孙中山先生的这句名言，然而对它的理解，却是随着世事的变迁，才慢慢脱离了坐井观天的局限。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欧资本主义复辟，1991年苏联未遭战争破坏而自行解体，“人类历史新纪元”历时74年，也曾一度辉煌，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尝试，终归失败。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2001年接受世界贸易规则，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国力不断强盛，从一穷二白到全球制造中心，“中国制造”磅礴于全世界，只用了30年。

200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60美元，比1980年时的250美元，增长了近9倍，按购买力平价（PPP）折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强国梦，终于有望在不太久远的将来变为现实。

对这些惊人的变化，众说纷纭，仁智互见，但无论如何，不论哪个国家，不论奉行何种“主义”，不论自诩多么正确，若是墨守成规、坚持教条主义，不合群，闭关自守，必将受制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中苏同样的体制，不一样的结果，就是一个注脚。

从15世纪末的西方海路大探险开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开辟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海路，到20世纪末苏东剧变，500年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由涓涓细流到滔滔洪水，由慢到快，势不可当。

一切天险阻隔、一切疆域的、政治的、贸易的、信息的……壁垒，在新技术面前：起初是远洋航海术和海军新战术，后来是工业革命产生的“坚船利炮”，现在是信息技术革命，纷纷崩塌，世界各地由相互隔绝到不断合并，缩水为地球村。

在日益变得平坦的世界里，如同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对羚羊的追逐，一个巨大的挑战，摆在当今各国各公司面前，“跑的慢的将被吃掉或饿死”。人们可以给它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可以咀咒它，但谁都无法回避，结果无法预测，过程无法终止。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500年的世界历史脉络，展示一条铁律：谁能最快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谁才有望成为最大的赢家，世界不同情弱者，机遇只垂青于那些善于革故鼎新的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打开大门，利用市场巨大、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通过大力参与全球商品供应链的合作，大力吸收获取西方的资金技术，成为一只跑的很快的雄狮，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售价的制造模式，被公认为是中国发展后劲的隐患，克服它所必需的领导、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中国具备了吗？

上班一族，早点睡吧，这种挑战，不仅仅是国家和公司要面对的，同行之间，个人之间，同样会被波及。也许这就是21世纪的天下大势。

在/瓮/安/事/件/中，一个女学生的死因争议，竟成焚烧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的火种，官方的说法，不分对错，一概被公众嗤之以鼻，而蛊惑不实之词，却不胫而走，令人深思。

其实，此种怪现状折射出的社会矛盾、官场生态、权力病，人们并不陌生。身边的一些“/突/发/性/群/体/事/件/”，对利益受损的抱怨，对公平公正的诉求，背后都有/政/府/公/信/力/低落的影子。

所幸的是，/瓮/安/事/件/的处理沿着公平和理性的轨道前进，打砸烧分子被抓，主要官员被免职，贵州高层对社会矛盾的正视，处理问题，一是一，二是二，不护短不遮丑，一碗水端平的做法，顺应了民意，/瓮/安/事/件/的迅速平息，无疑与此有关。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

改革开放30年来，“会捉老鼠的猫”，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有新旧体制的转型。中国历史上贫富差距最小的那个体制被改掉，社会管理趋向宽松，/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动辄/上/纲/上/线/的做法被摒弃。

但政治体制转型的步伐，与经济体制的快速市场化相比，则明显滞后，民意表达渠道不畅，权力监督制衡问责机制不强，公/权/力/的运作水平不高，面对人们维权意识、民主意识的觉醒，社会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贫富差距的日趋扩大，社会矛盾此起彼伏的新局面，老办法失灵，新办法不多，因应不尽如人意，在一些地方，/干/群/关/系/成油水不融之态，公/信/力/岂不大打折扣。

/瓮/安/事/件/再次说明，社会的稳定，依靠发展，但发展的题中之义，绝非是单纯发展经济，还应该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步推进。只有二者并举，两条腿走路，且力度相当，才能既纾缓民生，又促进官员廉洁、高效、透明、公平、公正的施政，裁判才能服众，民困才能知恤，社会才能少摇晃，多平衡，才能天下太平，四海归心。

该去整整那只“跛足”了。

一些社会事件显示，网民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改变其走向的程度。网民的力量难以忽视！

6月20日胡主席亲自与网民在线交流的事，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此举显示了国家权力对网民力量的重视，是主流解读。

 网民的力量，来源于“上传”。

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上传，被列为“铲平世界”的十大力量之一，是对盲目屈从权威和机构思想最具破坏性的力量。

上传，网络术语，网民不论懂不懂，却经常都在做的一件事，其中就包括发帖子，写博客，向网络展示自己对某一事物的看法、评论、诉求。

网民喜欢上传，因为网络是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地方，人是社会的动物，希望参与，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他人听到。

一旦上传聚焦于某一件事，言论大量、密集、持续不断，形成共鸣，就如急雨落地，千流万淌，汇成滔滔，变成一股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甚至引起轩然大波。

2007年6月惊动中央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就是一份《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被网民转帖传播，引来巨量点击、万众呐喊的结果。

2007年12月25日，陕西省绥德县一校长为了贫困生补助款签字，拉住急着要去开会的县长的车门不放手，被停职和拘留7天。此事被媒体报道后，“举网哗然”，骂声一片，1月4日，榆林市委书记连夜赶赴绥德调查了解事情经过，并要求立即撤销两个处分决定，县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要向中学校长道歉，县长向市委写出书面检查；公安局、教育局向县委写出书面检查，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校长。

2008年1月4日，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警方以“涉嫌诽谤罪”，进京拘传写报道涉及该县县委书记的记者。1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一消息，立即引爆网络舆论，网民口诛笔伐，情绪汹涌，1月8日，西丰县警方“正式撤销立案、撤销拘传”，1月9日下午，西丰县“道歉”的一干人马匆匆进京。

可以预料，没有网民同声谴责的压力，那位冒犯了县太爷虎威的记者，难逃“进去”的折磨。

至于一个时期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周老虎”，也可以肯定，没有网民的“不依不饶”，其结果恐怕不会是现在14名官员受牵的局面，更可能还是消失在不了了之的窠臼中。

封建社会有所谓“防民口甚于防川”的做法，民间一旦众口一词，就难以控制，甚至会演变成导致破坏的可怖力量。

如今时代变了，上传给了平民发声的工具，互联网则给它插上广泛传播的翅膀，任何个人和机构垄断话语权越来越难了，网民议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在中国表现的尤为突出。

我们的下一代人将在网络的环境里长大， “人人都是记者和评论者”，每个网民都有条件平等、方便、快捷地参与公共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也许会成为现实。

上传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也许现在只是倾盆大雨前的几滴而已。

2008年，数字虽然吉祥，可这一年来的世道，让人大有流年不利、时运不佳的慨叹。

国家内忧外患不断。国内天灾人祸频仍，物价飞涨，股市暴跌，国际上美元贬值，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祸殃全球。

从去年到今年，在不涨的工资和飞涨的物价面前，人们的钱包不断缩水，节衣缩食，成了穷人无奈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百姓第三次深切感受着幸福从手上流失的无奈。

6月20日早晨，听到电视里又传出全国燃料油大幅涨价的消息，唯有一声叹息。5月份CPI比4月份有所下降给人的一线希望，不过8天就完了。从前七八块钱一斤的肉、四五块钱一斤的油、一块二三一斤的大米，也许永远是回忆了。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这是一部港片里的话，最初听到，觉得有些宿命的灰暗，如今用在通货膨胀上，却很贴切。

前些年，“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国内执行了太久的宽松货币政策。1998年，全国现金加存款总额（M2）总共大约10万亿元，到了9年后的2007年，就变成约41万亿元，猛增了31万亿元！这还不算那些觊觎中国财富暗流涌动的热钱。

而同期GDP不过增加了15万亿元，那些多出来的16万亿元，对最终的经济过热、供需失衡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事情不可能让一个人占尽便宜，如今也到了“还”的时候，经济正在以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增长放缓的方式，来“还”。暴跌的股市凸显了人们对“还”的恐惧。

祸不单行。世界老大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连续7次减息，一手造成美元贬值，不仅引发国际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给中国商家的生产成本雪上加霜，使中国积攒的大笔美金化水，而且给热钱利用人民币升值，捞取中国财富开了方便之门。

这也迫使商家千方百计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转嫁压力，从而打开物价螺旋式上涨的潘多拉魔盒，危及低物价、低工资这两根支撑“中国制造”风行全球的主要支柱。生意日蹇、利润缩减、亏损、歇业、远走他国的商家，陡然增加，进而危及就业，危及民生。

改革开放30年来，因为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失衡造成的大的经济起伏，已经发生过两次，但欲速则不达的古训，总是被人健忘。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最高目标，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也是上百年来各国货币政策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却总是被经济增长僭越。

去年国家CPI控制在3%的目标，最终被4.8%的残酷现实打破，今年4.8%的控制目标，会被多大幅度的打破呢？

今年如果CPI达到7.0%，按照3.5%的“追赶速度”计算，GDP增速至少应该达到10.5%，否则就会在经济赛跑中再次被对手甩开，可那能做到吗？

从6月1日开始施行的限塑令，至今20多天了，每次去最近的那家超市，看到不论是衣冠楚楚的青年男女，还是步履蹒跚的大爷大妈，极少有人花钱买塑料包装袋的。看来大家都是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不丢人，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过日子麽，传统就是细水长流，勤俭节约，更别说现在物价飞涨，正所谓滴水成河，粒米成箩。

只是离开了收银台的人们，手里或是五色杂陈的购物袋、或是赤手抱着七零八落的物品，与昔日一律提着超市塑料袋的便利相比，显得有点倒退。

媒体上说，全国生产塑料袋的厂家有不少要关门，但不论今后情况到底如何，眼前塑料袋的减少，是肯定无疑的了。这不禁让人心生感慨，“白色污染”就这么被“兵不血刃”地削去了一块，真是价格杠杆，一抓就灵啊。

只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限塑令，减少了一点点环境的压力，也牺牲了一点点百姓的便利。

每次去超市要记得带购物袋，否则就有购物之后手忙脚乱之虞，而女士的手袋，也多了一个长处，只要记得包里常放一个购物袋，便无遗忘之忧。

其次是家中的垃圾袋由源源不断变为捉襟见肘，只好去买，抵消了一部分限塑令的成果。有些人干脆又恢复垃圾的“裸倒”，烈日下，路边的垃圾桶内外污迹斑斑，臭气熏人，苍蝇飞舞，行人掩鼻，保洁人员怨言连连。

也有人质疑限塑令便宜了超市老板。假如一个卖场一天要用一万个塑料袋，按0.2元一个算，一年就是70多万元，这笔钱本来已经隐含在商品的价格里，免费提供塑料袋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属于消费者的应得，现在消费者得不到了，可国家财政也没有得到。

虽然如此，我所接触的人，还没有碰到谁表示反对国家的这一强制，毕竟环境的恶化，有目共睹，改善环境，人人有责，做人不能叶公好龙。

可现在菜市场、小百货店、粮油店、水果摊、熟食摊照样提供“免费”塑料袋，据说用量大概是超市的３倍（据新华社08年6月1日消息），加上人们自购的垃圾袋，最终进入自然界的塑料袋，与6月1日前比较，又真正减少了多少呢？答案的不乐观，恐怕没有多少争议。

其实也不奇怪，时代变了，塑料袋已经成为便利民众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在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完全替代它的产品之前，也只能是尽量设法保持便利和环保之间的平衡。推而广之，对待生活中一切便利人类而不利环境的东西，比如汽车之类，也只能如此，二者不能偏废。

    一样的天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相差悬殊的后果，这个事实昭示一个道理：天灾不可免，谁准备的越充分，受到伤害才能越少。

5·12汶川大地震，既让我们看到了党和政府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卓越能力，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令国人庆幸，让国外称奇，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值得反思和汲取的经验教训。

一、房屋的抗震能力普遍不强，亟待改进。地震震不死人，倒房才死人。减少地震灾害的最好办法，只能是把房子造的更结实些。城乡普遍的砖混结构房子隐患最大。它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水平摇撼时，两端搭在砖墙上的预制楼板极易塌落，一旦坍塌，其冲击力会造成下层楼板的连续塌落，并使承重墙失去侧向支撑而倒塌，造成“水泥板人肉三明治”，群死群伤。

二、学校、医院、应急指挥中心等公共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应该达到最高级别。大灾造成“孤岛”时，学校作为灾民栖身的庇护所，医院作为伤员的救治中心，应急指挥中心作为对外联系、对内指挥救灾的中心，不能因为危房撤离而丧失主要功能。

三、各级政府、铁路公路通讯电力等部门，针对严重天灾的应急预案，应该进一步完善细化，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形成网络，人人明白，事发后，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失职受罚，按功授奖，尽量做到第一时间就有高效快速的反应，避免临时决策，仓促上阵，打乱仗或者不知所措。

应急指挥中心应该储备海事卫星电话和足够的对讲机，地方政府也应该有一些急需救灾物资的储备，如小型发电机、药物、一次性诊疗器械、帐篷、彩条布、御寒衣被等，以便捱过“孤岛期”的艰难困苦。

四、部队救灾也是“用兵”，也是军力的一种展示，对人民是鼓舞，对敌人是威慑，不可因陋就简。如何保持与深入“孤岛”的部队上下、前后通讯联络的畅通，避免情况不明延误时机；如何保持救灾部队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和轻重机械配合，提高效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直升机救援的巨大优势，有目共睹，然而中国直升机的拥有量，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遑论平均拥有量和重型救援直升机。这种与国家的幅员、人口的规模、军队的任务、救灾的需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亟待改进。

五、虽说地震在目前和可知的未来无法准确预报，但中期的“模糊指向”，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能的危机范围内，政府应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专项检查，对危房，尤其是校舍、医院、应急指挥中心等公共建筑，或加固，或推倒，并大力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组织民防演习，明确公职人员的临震职责，充实必要储备。

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都是血流成河，都是灾后重建大幅提升房屋的抗震水平，但汶川几十年内再次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其实已经微乎其微了，新的危险其实是在其它未知地方的脚下地壳深处孕育，所以准备工作必须抓紧做好，尽管这项工作不能为眼前的政绩和发展增光添彩，却是造福百姓惠及子孙、青史留名的德政，如果抓而不紧，不能真正把“预防为主”置于首位，未来的某一天必然重蹈覆辙，只是苦了百姓。

5·12汶川大地震已经一个月了。当初巨灾袭来，举国上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万众一心，出钱出力出血（献血），祈福灾民、天佑中华的祝愿，同胞情兄弟爱，汹涌澎湃在中华大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洪流，让世界发出“中国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赞叹和敬畏。

一时间，在世界上，中国的形象变得高大，政府的头上有了光环；在国内，30年来，官民从来没有如此亲密。

这是多么令人欣喜啊！不是我矫情，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上拜金唯己盛行，贫富差距扩大，少数官员贪污腐败，造成干群的离心，有目共睹。

这首先应该归功于抗震救灾信息的公开、透明。其次是政府各级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抗震救灾有力有序有效，闪耀着爱护人、尊重人的人道之光。三是国家领导人的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四是权力的从善如流，如开放外援、全国致哀、圣火传递仪式从简，加强赈灾款物监管等。

百姓看到了权利对生命的珍重，看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落实，而不仅仅是一句动听的政治口号，看到了巨灾大难中，党和政府的确是自己最大的指望和依靠。

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施政，必然是对百姓人性和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政府的有力救援和人道爱民，自然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变为人心的凝聚、民气的汇聚。

国家的凝聚力和民众的爱国心从来都是中华民族挫而愈奋、扑而复起的根基，而时下它是30年来最鲜活硬朗的。上下一心，泰山可移。这场抗击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天灾的斗争，就是明证。

多难兴邦，在历史上，永远是代价过于沉重的灰暗篇章。封建王朝时代，不经“天降凶兆”的精神焦虑，不经巨灾大难、人民啼饥号寒、饿殍枕籍……对权力基础的威胁，“真龙天子”少有对自己的施政真正反思检讨，少有纳谏克己，整饬吏治，爱惜民力的实际行动。这种靠人民的深重灾难换来统治者的“修德”，继而演绎为社会的“中兴”，不应该在新时代继续延续下去了。

人类文明的历史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都彰显一个道理：只有当权力得到适当的监督和制衡，只有当人民大众的权力得到千方百计的保护，一个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才是可持续的。

祸福相依。山崩地裂，血流成河，给中国带来的不止是苦难。灾难催生的这笔弥足珍贵的感悟和进步，为国家迈向新的进步，提供了契机，值得珍重！如何保持、巩固和扩大这笔政治资源，再接再厉，厉行新的思想解放，推进中国特色政体改革，也许与灾后重建同样重要。

5·12汶川大地震后的头十多天，荧屏和网上展现的巨大天灾下人命如草芥的悲惨和患难中人性的光辉，让人流泪，但也让人无奈。真是应了那句话：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怎不叫人感叹，生命无常，在劫难逃啊！

照片上5月11日北川中学篮球场上那些青春勃发的莘莘学子，有多少存活下来了？有多少永远逝去？躺在暗夜的泥水里一任风吹雨打的那些了无生气的遗体，让人悲从中来。

谁能想到，如此正值花季的生命，终结得竟是如此突然，如此意外，如此悲惨！埋葬满腔多少蓬勃、多少憧憬、多少追求的，也许就是房屋坍塌时落下的一块水泥板，或是高空砸下的一块砖。鲜活的生命在巨灾突袭之下，脆弱得尚且不如一本书。

到6月5日12时，官方确认，地震已造成69127人遇难，17918人失踪。

什么是世事难料，生命无常？什么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什么是身外之物？这些疑问，汶川大地震诠释得竟然如此彻底、如此残酷！

对这一则网友感言印象很深：“……活着真好，莫在意钱多钱少，汶川的地震，分不清谁是乞丐谁是富豪。活着真好，莫计较权大权小，汶川的楼板，不认识你头顶着几尺官帽。……”

巨灾带给人们的，除了毁灭、悲伤，也许还有暂时的清醒。

在远离灾区的本地街头巷尾，常听到老人发出这样的感怀：“该呷（吃）就呷，该用（花）就用，莫舍不得钱啦”。没有听到谁去反驳。

是啊，有谁知道自己脚下的大地，何时会发生致命的摇撼。有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你贫你富，你贵你贱，那又怎样？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呢？

金钱地位固然重要，只是我们是否应该学得豁达一些，追求时不必太过执着，失意挫折时多几分大度，对拥有的多几分珍视，对不如自己的多几分同情，甚至和自己作对的人也给几分理解呢？

难道只有巨灾才能让我们暂时清醒吗？

我们难道不应该趁自己的生命还在，好好珍惜这美丽的人生吗？

人啊，应该想开点！万事随缘吧！

对自己好一点吧。

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今年六一儿童节，媒体有关加固校舍方面的声音是微弱的，这与5.12汶川大地震中师生大量伤亡源于校舍大量倒塌的惨痛教训，有些失衡。

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一样，这次汶川大地震再次血淋淋地展示，砖混结构房屋的预制楼板在高烈度的大地震时是多么可怕。两端搭在砖墙上的水泥预制楼板，在第一波的上下快速摇撼后，根本就无法抵抗其后致命的第二波水平快速摇撼，塌落的楼板引发的房屋倒塌，是“水泥板人肉三明治”的元凶。

很不幸，和抗震性能好得多的钢筋混凝土现浇框架式房屋相比，中国很多乡镇校舍以及各地大部分非高层民宅，好像都是采用这种相对便宜的建筑结构，它的抗震设防烈度即使达到国家规定，也大多是在6-7度的样子，只能抵抗会造成墙壁开裂的地震，至于抵抗9度即房屋倒塌的地震，很难想象这样的建筑结构能够胜任。

然而中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深重国家，1900年以来，全世界因地震而死亡的人数，有一半是在中国；1949年以来，全国因灾死亡的人数，有一半以上是死于地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死于倒塌的房子。

我家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不能多想，否则会觉得象住在火山口上，不知哪天死。幸好株洲这里不在地震带上，其实也是自我安慰而已，九江也不在地震带上，2005年不也照样地震了，要不是是大白天， 5.7级可能就不止死去13个人了，都是房子砸的。

中国老百姓的房子抗震性能差。人们花费毕生的血汗，艰苦奋斗而得到的房子，在大地震中，反倒成了置己于死地的水泥棺材，还不如竹篾墙茅草顶的窝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和无奈。

有资料显示，震前，国家规定汶川、北川、绵阳一带民用建筑的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比震中实际地震烈度低了4度，但即使如此，有的学校依然没有倒，位于绵阳灾区的邓家乡刘汉希望小学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承建这所小学的建筑商承建的绵阳另外四所小学经历大地震也同样巍然屹立，且师生都安然无恙。这也印证了人们对校舍大量倒塌的不满。

在日本，学校是最坚固的民用建筑，大灾降临时民众的庇护所之一。

房子的建筑方式和建筑质量，尤其是处于地震带上的房子，已经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教训，这一次汶川大地震再次敲起了警钟。

地震现在是无法预报的，但把校舍造的更抗震一些，至少能给师生多一些的逃生的时间，应该不完全是个财力问题，毕竟保护生命的开支比起有些花销，比如招待吃喝，应该更重要，毕竟谁都有读书的孩子。

警钟频传之下，全国各地，尤其是地震带上的地区，应该从现在起就对既有的校舍进行抗震加固，对新建的提高抗震水平，最好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高级别9度。当然，还要加强监理保证质量。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灾难的强度与灾难的后果不一样。希望下一次大地震时，我们的校舍是安全的。

贪污赈灾款物，历代都是要杀头的，因为那是在剥夺灾民活命的依靠，也是在给社会的稳定雪上加霜，所以人神共愤，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汶川大地震后，全国人民捐助灾区的款物之多，创历史之最，万众一心，惟愿灾黎早出水火，国家早日太平，点点滴滴都是同胞情手足爱。

一开始我也很难相信有人会在国难当头之际，昧了良心，图财害命。可是最近网上一条条的消息，真是让人痛心不已。

重灾区德阳市罗江县武装部工作人员侵吞转卖救灾物资落入法网，已经得到官方证实。详情虽然还在调查，但是物资监管方面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在灾区急需大量帐篷时，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多个部门已经证实，成都市区确实出现救灾专用帐篷。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啊！前线是总理不辞劳苦、奔走于灾区，竭尽全力地指挥救灾，抚慰灾民，后方是国家主席亲自去「抓帐篷」，争取让灾民早日有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全国人民，其中很多是平时省吃俭用的低收入人群，纷纷为灾民捐出了自己人生最大的一笔捐款，两相对比，真的使人无比气愤，全国人民无私的爱竟遭如此亵渎，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5月25日，公安部纪委下发通知，要求严查贪污私分救灾物资行为。5月26日，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一批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

国家机关的反应，正逢其时。

赈灾款物数额庞大，涉及大量的各类物资设备采购、基建、审批、发放、核销、补偿、仓储等方面，涉及面广，时间长，部门多，金额巨大，利益诱人，先不说合理使用，就是适当监管，也有很大难度。

日前看到这样一则网友爆料：“两个中江县红十字会的人来我们这里购买了1万多元的救灾药品，但要求我们开5万多元的发票。我们（成都制药一厂）没有答应，结果由隔壁通化一家药厂经营部开给他们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对此调查,要严惩这种发国难财的分子”。

笔者将其转录在此，并不肯定确有其事，也不想借题发挥，只是想说，生活中此类司空见惯的丑恶侵吞，千万不能让它也蔓延到赈灾款物上面。

赈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应该接受社会的监督，全程信息公开透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留任何暗箱操作机会，不留任何自收自支的机会，让滞拨滞留，随意分配、优亲厚友，损失浪费、弄虚作假，截留克扣、挤占挪用、贪污私分的犯罪行为难以得逞！这也是对灾民的真正关爱！

汶川大地震以来，史无前例的信息公开透明，不仅让世界看到了灾区山崩地裂、房倒屋塌、断壁残垣、遍地瓦砾、家园尽毁的苦难，灾民伤亡枕籍，亲人生离死别、阴阳永隔的凄惨，而且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快速、有力、有序、有效的救援，尊重人、爱护人的人道光辉。

温总理嗓音嘶哑、老泪纵横地握着地震孤儿的手竭力抚慰的形象；冒着山体滑坡泥石流危险徒步急行军进入震中的解放军队伍的形象；在随时可能倒塌的断垣残壁中奋力营救的消防员的形象；不眠不休医治伤患的医务人员的形象；以及国家不分昼夜不计代价向灾区投入的庞大人力物力财力……，洋溢着人性善良和博爱的暖流，让多少人动容落泪！

大灾中的大爱，患难中的真情，对苦难的仁慈、博爱，才是多难兴邦的根源。国家在巨灾中展现的人道和能力，令人耳目一新。

“以人为本”不再是一句空洞苍白的政治口号，老百姓看到了权利对生命的珍重，对民困的重视，心中的感激产生认同，认同产生理解，理解变为支持，支持变为齐心，齐心变为人心的凝聚、民气的汇聚。

家家户户在电视前的悲喜守候，对罹难者的哀悼，对灾民的同情，献血的人龙，成千上万与灾民素昧平生的志愿者，扶摇直上的捐款，一改满腹牢骚的“愤青”，尊重人、爱护人的普世价值的再现，公民崇高道德的觉醒，……汇聚成社会弥足珍贵的感悟和久违的官民良性互动。

作家章诒和说：“我老泪纵横还是无法自持，并反复地追问自己：现在仅仅是政府、国民在抗击灾难、拯救灾民吗？不！灾难和灾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国民：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

西方媒体这一次也一反常态，给了中国罕见的掌声和肯定。除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外，也许更主要的是，在它“妖魔化”你以前，你没有给予它“妖魔化”你的机会，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公开透明诚实的，都是为了保护国民的。

祸福相依。山崩地裂，血流成河，给中国带来的不止是苦难。灾难催生的这笔弥足珍贵的感悟和进步，值得珍重！为国家迈向新的进步，提供了契机。如何运用好这笔政治资源，也许与灾后重建同样重要。

愿人道之光伴随国家前进步伐照得更亮、更亮。

这两天，不是守在电视机前，就是在网上，生平第一次看到如此海量的抗震救灾报道。

巨灾如此突然，如此凶猛无情。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个永载史册的时刻，四川汶川7.8级浅源大地震震撼了大半个中国，顷刻间，在川西一个广大地域上，到处可见山崩地裂，房倒屋塌，路断桥毁，生灵涂炭。震中的电视画面，不啻一场大轰炸的劫后，举目断壁残垣，一片废墟。应该是唐山大地震32年以来全国最大的一次天灾了！

不知多少家庭就此破碎，多少亲人就此阴阳永隔，多少健康人就此终身残疾，多少人就此毕生血汗化为乌有。

慨叹生命无常，世事难料，生者当珍惜。为受难者默默祈祷，祈祷上苍，保佑被埋者早一刻获救，希望罹难者早升天堂，希望他们的亲人节哀顺变，希望受伤者尽快康复，希望灾民早日恢复家园。

所幸的是，危局之下，抢险救灾的快速，高效，有力，不仅让人感到鼓舞和希望，而且像一块试金石，让人们看到了党和政府的闪闪光芒。

事发48小时内，已有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涌入灾区救灾。解放军军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公安消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区域合作，上10万军警投入抢险，各部门各级各地共施援手，一切为救灾让路，让灾民有了依靠，伤者得到救治，被埋者得到发掘，……感觉首先就是“快”！巨灾之下，八方支援，拳拳之心，感同身受。

这与早几天缅甸救援风灾的表现形成何等鲜明的反差。甚至与早两年美国对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风灾的救援形成何等反差。

我们虽然还是一个穷国，而且还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家，但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党和政府，应急能力很强。如此有力，有序，有效的大规模救援，连西方媒体不得不给予正面报道或闭上了诋毁的臭嘴。

亲民的温总，无疑是值得崇敬的。年初就是温总的到来扭转了雪灾下一些地方的被动局面，事迹至今为百姓称颂。这次，温总在事发数小时就来到灾区，协调指挥，运筹帷幄，迅速将抗震救灾纳入正轨。真想对温总道一声，您辛苦了，百姓感激您！

这次救灾，还有一个为国人和世界称道的亮点，信息公开透明。现在的事实已经说明，让百姓知道国难的真相，不但无损于国家形象，而且对戳穿谎言，凝聚人心，汇聚民气，团结一致，共度时艰，功莫大焉。

灾情严重，让我们为灾民祈福，让我们为救灾者加油！

时至今日，世界粮荒在多国引发的风潮，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仍然还是隔岸之火，除了对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食用油价格暴涨，国内粮价走势还算可以承受，这真是令人欣慰。

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为缺粮而发愁而奋斗，现在也可以松口气，做壁上观了，呵呵。

凑巧的是，今年是大跃进五十周年。那场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工农业现代化而组织的“人民战争”，很快就陷入了虚报风、浮夸风和由此产生的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的恶性循环中。其结果是“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彻底崩溃，大家一起饿肚子。

1960年我11岁。幸好我们是城市居民，还有粮食配给。父母每月每人定量28斤，我24斤，妹妹18斤，每月每人3两食用油。不到年节看不到荤腥。一切能吃的东西：菜根、野菜、糠麸（凭票）、豆渣（凭票）、树皮、酱油水、……都被人们搜罗出来填进终日辘辘的饥肠。缺乏营养而导致的下肢水肿是全民性的司空见惯的疾病。

抵抗力较低的老人和婴幼儿轻易的死去，有的只是几天的腹泻。

所有的能种植的地皮都被开垦出来，果实都有人日夜看守。人们把自己的排泄物积蓄起来。

1962年形势开始缓解，空空如也的市场出现了“高价商品”，来回笼几成废纸的货币。猪肉1斤20元（57年好像只要0.36元1斤），糖果15元，烟叶20元……

站在马路边可以花1元钱吃到几根酸罗卜条。一顶毛皮帽子、加上一件皮袍和一双高筒电工胶靴可以换到一担红薯。恶性通货膨胀这个词后来才知道。

当年那种情况如果出现在今天，后果可能是很可怕的。

民以食为天。物价飞涨，其它的可以少买，甚至不买，但饭不能不吃，也不能少吃的。古今多次改朝换代，总是由大饥荒引爆，这恐怕就是“政治即吃饭”的原因吧。

所幸的是，党中央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始终把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解决。如果中国今天靠买粮度日的话，哪怕只占消耗量的20%，也很可能像某些拉美国家那样，“10年成就毁于一旦”。 牺牲粮食自给为代价的工业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粮食出口的闸门实际已经关闭。当海外的粮农都在为粮荒而心情舒畅时，现在国内外粮价明显倒挂的情况，以及飞涨的农资，赚不到钱的粮农，对土地贪得无厌的工业化、城市化、经济作物化、沙漠化，让买粮吃的人开始担心，国内粮价被人为压住的局面，还能坚持多久。

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0.39万亿斤，6.5亿人口，人均600斤。2007年，1万亿斤，13亿人口，人均769斤。50年人均粮食产量才增加了28%！而全国钢铁产量，57年是535万吨，2007年是4.8亿吨，人均占有增长了近45倍。

中国农业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被工业“拖”着走的勉强。粮食安全脆弱的状况与突飞猛进的工业形成鲜明的反差。其实，“三农”问题谁都能说上几句。

年景有好坏，收成有丰欠，春耕、夏耘、秋收，谁能保证就总是不闹一场大灾呢，今冬那样的雪灾谁能料到？到那时粮价暴涨，我们又会挨饿吗？

去年国家财政收入5万多亿元，完全有条件多拿出些钱直补给粮农，争取多打粮，多储粮，真正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毕竟五谷丰登是国泰民安的基础，小看不得，马虎不得！

又逢五四，窗外北风细雨，天气凉爽，遥想89年前那场划时代的伟大反帝爱国运动，心里很不平静。

1919年5月4日，北京街头爱国学生的奔走呼号、“还我青岛”的血书横幅、军警的逮捕镇压、赵家楼上空的浓烟烈火、……在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上，留下了爱国青年为了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英勇拼搏的剪影和回声。

1919年的初夏，辛亥革命成功已经7年多，德、赛两先生来到中国已有20余年，然而被封建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美式民主，仍然没有改变中国滑向深渊的危险，强国！独立！始终是国人心中的梦。

被丧权辱国条约和政府镇压迫害引爆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一部分激进爱国知识分子对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目光离开被世界大战折磨得满目疮痍、革命动乱四起、头上的美丽光环已经褪去的西方社会，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新胜的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让他们觉得找到了救中国的良方。被后人称为五四“精神教父”的陈独秀，两年后成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总书记，可见一斑。

如果没有连年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乱局，给中国资本主义几十年太平时光发展，今日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28年后的1949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主张用资本主义救中国的国民党被主张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共产党逐出大陆。中国终于在1840年的一个世纪后，重获民族独立。并在将近60年后，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向世界展现了富国强兵的清晰轮廓。

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成为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年年柳色，人间沧桑。五四先贤们强国、独立的梦想今日已经变为现实，但国内的社会治理水平、官员的形象、公民素质等方面，离世界大国还遥远。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抛弃资本主义，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解放运动，为30年后实现的民族独立播下了种子，其后的近30年的思想的僵化、本本教条，却酿成了文革那样的浩劫。/邓/小/平/惊呼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新的思想解放，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桎梏，为迄今为止又30年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平台，中国人也正像一位名人所言，从“政治人”变为“经济人”，社会上拜金唯己盛行，贫富差距扩大，苦乐不均，五四青年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时代在呼唤新的思想解放！今年“两会”，温总说：“祖宗不足法，天变不可畏”。引来各方瞩目。希望中央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状况，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强化社会的公平正义，改善民生基础，把国人从“经济人”变为“和谐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与人民的共同富裕齐步走。让五四“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火炬之光更加辉耀中华！

4月28日，一个与“吉祥数字”相悖的日子，一个举国震惊的日子。那天早晨快5点时，疾驰在胶济铁路上的两列客车发生惊天大碰撞，71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416人负伤，不知多少家庭被飞来的横祸击碎，不知有多少人的内心被长久地蒙上灰暗。

网络上的有关照片，向世人展示了事发后现场的触目惊心、死伤人员的痛苦凄惨、死者家属的哀痛欲绝，为中国铁路灾难史增添了新的悲惨一页。铁路何以在太平了快十年后又变得如此狰狞？

三天过去了，有关4·28重大铁路车祸的原因，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又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为保证行车安全而设置的重重关卡，门户洞开，形同虚设，从上至下一连串的人为混乱、错误、疏忽和麻痹，挖下了伤亡近500人的陷阱。而此前的1月23日，已经有18名修路民工在这条铁路上失去了生命。

难怪网络上出现大量炮轰铁道部的帖子。

也许“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但出了这样大的事，铁道部总应该给受到损害的人，给国人，给世界一个合乎现代文明社会标准的回应吧？也就是至少要有个自责的姿态吧？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如此惨烈的后果，如此问题丛生的管理，如此激烈的公众指责，身为主管的铁道部，除了在第一时间就异常迅速干脆利落地将济铁局长书记的职务撤销外，至今不见高层出来为自己用人不当、用人失察而自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了这样的大事故，相应的高官早就要出来向公众道歉了，十有八九还要引咎辞职，以示负责。也许国情不同，也许调查尚未结论，但无论如何，总不能给公众这样一种印象：有了成绩就是自己领导有方，有了错误就是属下玩忽职守吧？！

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人纵火焚毁后，韩国政府文化遗产厅厅长俞弘濬在火患次日就鞠躬下台，他说，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

而我们这里呢？仅仅要基层承担责任吗？

对造成如此之多生命被伤害被剥夺、如此之多家庭破碎、如此之大财产损失的重大事故，铁道部你该主动出来自责了。可你连道歉都没有，真的令人极其失望。

我们国家正在为现代化而奋斗，中心城市里的高楼巨厦，车水马龙，流光溢彩，让人看到希望，可我们个别官员面对责任事故的态度呢？离现代化国家何其遥远！

4·28铁路重大行车事故，也再次拷问着政府官员问责制的真假虚实。

逝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